透过“这儿”看世界，让你的视界充满故事

　　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举起手机，打开摄像头拍照，留下自己“到此一游”的标签，还可以看到其他人逗留这里时留下的标签。如果你还有时间，愿意多花点心思，不想落入俗套留个“到此一游”，那么就入你想说的话;如果你懒得敲字，那就直接语音入吧。除了自娱自乐，你还可以发现周边其他人，回复对方的信息(同样支持文字和语音回复)。我想，这段话可以介绍清楚“这儿”的主要功能。这款移动应用在今年九月份上线，目前已经推出 iOS 和 Android 版本。

　　看一下“这儿”的官方介绍：“这儿”是一款基于 MAR(Mobile Augmented Reality，移动增强现实)技术的信息发现与分享平台，用户打开“这儿”透过手机镜头，在镜头里看见的建筑物、街道实景之上会浮现若干虚拟的信息标签，用户也可以创建内容，随意抒发感情、留下足迹，最后它们都会变成虚拟的三维标签。其他用户到达于同一场景时便可邂逅在该场景内留下的标签，心情、足迹、攻略、贴士、美食、美景都能在“这儿”找到;同时还可以与好友分享标签，互相评论，或分享到微博与微信等其他平台。

　　“这儿”的主创团队带头人王识霖说，“这儿”要打造的，是一个全时空社交网。又是做社交?“这儿”现在正在进行 A 轮融资，当听到这个概念后，投资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样：做社交，你打得过腾讯么?但当听完王识霖的描述后，投资人则都改口说：酷。

　　王识霖的解释是，一方面，“这儿”是一个社交产品，但实际上，“这儿”在以后完全可以做电子商务，方式则是基于海量标签的大数据挖掘：既然用户分享了无数的吃喝玩乐标签，为什么不以此和商家合作呢?(听起来有点像“大众点评”)。不过，这种大数据挖掘显然需要足够多的标签积累。因此，“这儿”的目标就是在明年年底的时候，在中国版图上覆盖 1 亿个标签，积累 500 到 1000 用户。

　　而当标签足够多时，搜索也就变得成为可能。王识霖说，“这儿”基于团队独创的全光搜索引擎，现在是嵌入式搜索，也就是基于取景器的搜索，当取景器停在某处，系统就会默认发起搜索。随着产品的发展和完善，“这儿”也会在以后鼓励用户发起主动搜索。

　　社交、电商、搜索，国内互联网三巨头 BAT 在做的事情，都被“这儿”列入了发展计划，一个在巨头的缝隙中跳舞的产品。

　　“这儿”的团队现在有 20 多人，核心创始团队成员大部分来自汤姆逊集团，在数字视频和图像处理技术领域有深厚积累，拥有 200 多项专利，王识霖本人也曾在汤姆逊大中国区担任 CTO 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加入汤姆逊之前，他也曾有过多次创业经历，后来公司被汤姆逊收购，但“还有创业的冲动”。

　　采访时，我冒昧问他年龄，他哈哈笑着说自己是 50 后，可能是移动互联网领域最年长的创业者。他说，BAT 三座大山虽然分别垄断了搜索、电商和社交，“但移动互联网还没有出现垄断，蕴含着新的体验和新的商机”。基于此，王识霖今年创办了公司，开始创业。“有一句话你一定要写，那就是，创业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读到王识霖发给公司全体同事的一篇文章，讲述自己的创业历程，获益匪浅。我本想大段引用，后感觉不太合适，在征得王总同意后，文章发布在这里，和各位创业者共勉：

　　我想先从我大学毕业后的从业史谈起。

　　• 创业

　　从全球近代信息产业以技术人员为主的成功创业史来看，最受人尊崇的元老大概要算惠普公司(HP)的创始人休利特(H)和帕卡德(P)。二人于 1939 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在 Palo Alto 的一间车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旅。他们的执著成就了今天的惠普，他们二人也成为后来造就今天的硅谷神话的几代人的榜样(包括乔布斯)。H 和 P 都已作古，我有幸在1983年他们率领惠普公司董事会访华时见到过他们并合影。那时我还是一名刚刚走出学校、头脑中装满各种幻想的惠普驻京代表处计算机硬件工程师(以后给你们看照片，黑白的)。他们和邓小平达成了中美第一家高科技领域的合资公司-中国惠普-的合作协定。回想起来，那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对外开放的黎明。而我却有点心不在焉，一心想在基础研究领域做些工作。当时，1977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利高津的工作(耗散结构 dissipative structure)刚刚被介绍到中国，我和一批年轻的中国知识青年一样，痴迷地学习着他的工作，并希望应用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我从大学三年级起开始对人脑着迷，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我在加拿大留学，并成为我直到今天的研究兴趣的“本底噪声”。回顾那一段经历，大约可以用人工智能 - 耗散结构与非线性动力学 - 神经网络 - 计算视觉这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我和比尔盖茨、乔布斯等是同龄人(他们都生于 1955 年，我生于 1957 年)。但是，我没有在他们的年龄走上相仿的科技创业的道路。这固然与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中国社会大环境有很大关系，也与个人兴趣有关。当美国的个人电脑业开始启动时，我还在老家的山里当知青，犁田打坝、插秧打谷。当 1977 年恢复高考，我和约 20 知青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时(我记得我那时穿的长裤双膝上还打着巴掌大的补丁)，比尔已经拿到了 IBM 的一份订单。80 年代初，当乔布斯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示他的 Apple-II 的时候(那时候的冷清，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哪里有今天苹果的风光!)，我还在为办理自费留学手续伤脑筋。当我 1986 年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时，微软上市了。当我在中关村 320 汽车总站下车步行去生物物理所视觉实验室做我的哺乳动物初级视皮层模型时，一个叫柳传志的计算所研究人员正在不远处的一栋旧楼里做组装 IBM-PC 买卖。而当我刚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时，一种叫做 Internet 的技术诞生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作为世界上最早用 HTML 编程的一批人之一，与所在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交流 Mosaic，world wide web，以及怎样使用 ftp 和 telnet…… 1995 年，当我完成分析神经动力学(analytical neurodynamics, AND)的基本数学构造——一组漂亮的雅可比-汉密尔顿方程，并用它在世界上首次得出了单个神经元放电模型的解析解时，我还是一名月收入不到两千加币的穷留学生，白天做研究，晚上做助教给本科生上计算机基础、离散数学、软件工程等课程，半夜十一点到凌晨三点还要到市里的写字楼里做清洁工挣钱，而当时已经成为亿富翁的比尔盖茨对媒体说，他的梦想是使得电脑能够像人那样会听、会说、会思考。而就在同一年，两位斯坦福大学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史(又是斯坦福!)，他们给他们的搜索引擎起了一个当时仍默默无闻的名字：Google(其时杨致远的 Yahoo 已经名声大噪了)。

　　我至今仍不怀疑，如果我当时继续我独创的分析神经动力学研究，我可能已经非常接近解释人类大脑工作的原理了。那是一组完美的二阶偏微分方程，加上适当的边界条件，可以漂亮地解释从视知觉到长期记忆的广泛的中枢神经活动过程。令我兴奋不已的是，1995 年，我发现这组雅可比-汉密尔顿方程甚至在在离子通道水平也是正确的。在神经突触前-后相互作用的各种可能的机制中(通过一组分别叫做信使、受体的蛋白质大分子实现)，根据我的这个数学模型，一共可以归纳为 8 种记忆模型，当时已经大约有5种有了实验对照，比如帕金森氏病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在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寒冷的加拿大中部大平原的一幢小楼的地下室里，我在盛中国的小提琴声中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沉浸在与人脑的秘密对话的喜悦中。

　　生活毕竟是生活。科学发现的满足感可以愉悦我的大脑，却喂不饱我的爱妻和5岁的儿子。1996 年夏天，正当我即将完成博士论文(单神经元计算的有理函数模型)撰写，准备该年秋天答辩时，我应聘加入了一家做图像和视频压缩的公司，最终投入了信息产业的怀抱。不到一个月即完成的自适应 Huffman 编码给公司产品性能带来的提升，以及相对于大学助教金近三倍的月收入，使我迅速发现原来IT 产业居然与基础研究一样的有趣。活着很重要——这种发现着实让我兴奋了好几个月，也成为改变我的下半生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1997 年，我们举家从加拿大中部平原迁往濒临太平洋的花园城市温哥华，不久，原公司被另一家更有实力的公司收购，我被任命为新公司首席科学家，组建并领导近百人的研发团队。同年，我被遴选为加拿大标准组织 SCC 的 JPEG/MPEG 专家组专家，并作为加拿大代表团成员参加了 JPEG2000，MPEG-4，H.264，MPEG-7 等一系列标准化工作。我们的图像编码和视频压缩产品被广泛用于安防、流媒体、电影光盘制作、机场安检等领域。

　　2000 年，在阔别祖国近十年后，我作为加拿大经贸代表团中的企业代表再次踏上古老的中国大地，随克雷蒂安总理访问了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这个古老国家的巨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朱镕基总理主持的国宴时，我告诉自己：回来。

　　我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温哥华创办了两家公司 RCC 和 TTL。其中，RCC 开发并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多视角视频苍穹(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多视角，设计方案含 200 多个摄像头)实时视频采集和流媒体发布系统。回想起来，这个原型系统有一些今天我们发展的广域全光计算技术的影子。为了支持该系统巨大的实时计算要求，我们组建了 TTL 公司专门开发基于当时最高速的 DSP 的并行处理装置，并采用了 H.264 压缩标准的原型版-H.26L 实现多视角流媒体系统。TTL 只存活了一年多，而 RCC 通过反向收购(reverse take-over)成为多伦多股票交易市场(TSE)的一家上市公司。我亲历了 2000-2001 年惊心动魄的 dot-com bubble crash(纳斯达克指数在很短的时间里从 5 千多点狂泻到 1 千多点)，也初步了解了科技公司创业、融资、上市的运作规律。RCC 的上市让我们手里活络了一些，不过几乎全部钱都反过来花在 TTL 了。2002 年，中国深圳一个叫马化腾的人给我发邮件，最终从我这里买去了一个优化过的 H.26L 编解码器，成为当时腾讯公司第一代视频聊天产品的引擎。

　　2003 年 12 月，在经过曲折的筹备之后，我和中国数字游戏先驱之一的边晓春等创办了 OmniDesign(中芯联合微电子有限公司)，开发能同时支持多种视频编码标准的“多模” ASIC 核。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如何在计算效率和广谱适应性之间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我们没有什么经验，有的只有无知给我们的无畏。仅仅几个月后，2004 年 3 月，Charlie 在北京找到我，他背着一个旅行背包，从普林斯顿来，受命筹建汤姆逊北京研发中心。2004 年初夏，汤姆逊北京宽带研发中心成立，我被 Charlie 邀请出席成立仪式，后来才知道是被“盯上”了。2005 年 11 月，在 OmniDesign成立仅 23 个月之后，团队被整体收购，成为汤姆逊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中心(TSC)。还清了创业中的所有欠款(加上不菲的利息)和人情，还给自己留下一点钱，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OmniDesign 这一段历史，至今仍可以通过百度“王识霖”找到，应该是中国 IC 设计产业中创业公司被跨国公司收购的第一案例。不过，那一段创业过程的真实的曲折和磨难，只有我心里知道。

　　回想起来，从 2005 年底进入汤姆逊公司，到 UP 的创立，这 7 年多的时间，我离开了互联网产业，恰恰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走出 dot com crash 的阴霾，开创出今天的辉煌局面的时期。那时风光一时的互联网企业，是新浪、搜狐等，完全没有今天阿里、腾讯、百度三足鼎立的影子。本世纪之初参与段永基、吴征等人筹划新浪的新媒体之路时，中国的互联网之路怎么走，谁也不知道。再看看今天，新浪和搜狐原先的入门网站模式还能走多远，已经清楚了。但有一点大概是有共识的：今天谁也不怀疑互联网产业的强大生命力了。UP 生在移动互联网商机大爆发的前夜，恰逢其时。我们要努力。

　　• 追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