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打假背后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迷思

　　文/王如晨

　　23日晨，大群媒体涌入阿里园区，听取它与中国双打办成员单位代表介绍打假经验。印象中，阿里一直在打假，也一直被人打假，但从没这样兴师动众拉人听报告。

　　时间回到20天前，央视《焦点访谈》一档节目，曝光了广州白云区国大鞋城假冒名牌鞋行为;时间回到12天前，国家工商总局公告称，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天猫、京东、1号店、亚马逊等电商双11抽检，6平台15批次样品属假冒或高仿，7批次样品质量不合格。

　　阿里此举应带有公关用意。对这家互联网巨头来说，除了假货，很少有如此挠头的话题。

　　但在我看来，央视与工商总局的行为，以及阿里的回应，表面揭开的是假货问题，实质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症结。这是一场充满矛盾、悲情、体谅的产业迷思。

　　就让我先展开来多说几句。

　　电商售假认知：被侮辱、伤害的

　　电商存在假货，但它绝非源头。互联网在中国才20周年，电商自阿里始不过15年。此前，不要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戴上世界工厂帽子，无数鞋帽玩具流向全球，假货一度泛滥;就算漫长历史长河，假货也能追溯到春秋战国，那时商人就懂得在谷物掺假获利;你现在读的所谓春秋典籍，大都出自战国与两汉文人杜撰。习主席读的《孔子家语》，更是晋人王肃伪书。抗日战争时，国军子弹被造假，噼啪扫去，鬼子没倒，自己哑了。

　　3年前我去小区菜场买菜，一处排队，总觉前面阿姨穿得阿迪达斯有点怪，仔细看，原来是adadis;8年前去天津出差，回程火车上，旁边大哥手拿大瓶可乐咕咚咕咚猛灌，好幸福啊。忽觉不对劲，定睛看，原来是可乐可乐，喝起来真是加倍的样子。

　　假货伴随商业而生，反映了人性的贪婪，也有小人物生存压力的变异。这本是用不着解释的常识。为什么到了此刻，假货标签忽然被大规模贴给电商，绑在一起?

　　在我看来，这是传统零售渠道与电商渠道角力的一个关键时刻。过去，众多线下销售的假货开始转移线上，试图借互联网渠道获利。只是，大部分造假者没料到，当他们一上点哈根平台，就容易被抓个正着。

　　央视、国家工商总局聪明又伟大，年年都能发现假货，那只是九牛一毛。你看阿里集团首席风险官邵晓锋昨日披露的数据：2014年前三季，阿里平台主动下架9000多件问题的商品，近百家商家受到处罚。公众应还记得今年5到7月微信商家忽然云集、假货丛生吧，消息人士说，那就是阿里上半年打假效应：被赶走的无良商户，跑那边去了。

　　9000件。假如阿里没发现这么多问题商品，未曾下架，偌大中国早就民怨沸腾了吧。京东、微商、1号店类似。即便百度，它的搜索引擎之前也曾发现许多医疗业许多造假，后者的信息一被搜索引擎搜到，就容易被许多人识破。

　　仅仅将假货、虚假服务出现的罪责追溯到电商或诸多互联网企业身上，是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整个过程中，电商自身发现的假货与虚假服务信息远比央视、工商总局多，只是它们没有执法能力，只能更多调查、发现、举报，没央视那么拽，那么神奇。

　　大数据打假的优势与无奈：互联网不是能的

　　你会说，为什么电商或互联网渠道更容易发现假货?这是技术平台优势，中国互联网发展20周年，大数据服务不是吃素的。何况中国人整起人来，一贯那么在行。

　　邵晓峰说，阿里之所以能发现这么多假货，就是大数据的力量，以及专业的调查。整个平台的商品与个人信息的认证非常严苛，甚至让商户恼火到采用非法手段对抗。而在发现问题后的追溯机制上，更是一种O2O化过程。

　　他透露，一旦发现集中的问题，阿里的团队会悄悄地深入跟踪、落地调查。比如淘宝上某类运动鞋假货多，除了在淘宝上打击外，会通过大数据落地到所在区域，派小组过去深度跟踪整个产业链，最终往往会发现一个真实而庞大的生态分布

　　“其实，通过大数据测算与实地调查，我们能够非常精准地刻画出全国整个打假工作的完整地图。”他说。

　　但是，发现、深度调查造假产业链之后，这个庞大的地图却让邵晓峰非常难受。昨天他多次表示，就算这个场合，有些信息他还是不敢披露，不敢公开讲。因为，许多造假产业链，事关当地百姓生存，事关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事关一个地方政府为政的深层难题。

　　比方，阿里跟福建莆田地方有够深入沟通，当地期望阿里能给那里的产业、企业寻找出路。邵晓峰发现，当地制造力与销售力不差，产品质量甚至不逊正品，只是没有品牌，很难销售，许多时候只能打着海外牌子卖，“真正主观恶意制假售假的企业还是很少”。

　　邵晓峰说，阿里对这类企业进行了处罚，但并没有放弃它们。在与福建莆田当地政府沟通后，阿里决定帮助这些企业，引导它们走正道，比如推荐好的来源和货源，以免它们最后又被利益引到歪道上去。

　　“这些问题不解决，我觉得，今天我们光是说哪些地方有假货，哪些地方要打，狠狠打，还是个治标不治本。”他说。

　　打假背后：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迷惘与迷思

　　在我看来，邵晓峰的无奈，传递了阿里对于中国区域产业发展的忧虑。这个庞大的电商巨头，已经将自己的服务延伸到产业升级层面，只是面对这一难题，它的力量也很薄弱。互联网企业很牛，但也有能力的边界。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迷惘与迷思。

　　许多所谓的假货案例，根本就不是电商业乃至整个互联网业的原罪，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原罪。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投资尤其是外商投资、出口，以及庞大的土地经济，建立起来的模式，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依然没能实现真正转型。产业升级与调结构的道路，依然非常漫长，中国区域经济依然面临一个出路难题。

　　阿里与福建莆田地方政府、当地企业的合作，只是这种出路压力之下，一个暂时的路径选择。它反映出一个庞大互联网公司的无奈。

　　行文至此，再回头看看央视《焦点访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报告，我觉得，中国许多机构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实在太过狭隘。当然，也许它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管将责任归于互联网，每年来那么几次，事大吉。

　　这里面充满了对于中国互联网业的工具化认知：当需要互联网业映衬大国崛起时，我们看到领导经常带着马云们出访;当面临产业难题与民怨时，就把马云们拉出来晒。而在这种认知与利用中，中国庞大的产业升级压力难题，就被悄悄转移了视线。

　　我们并不否认世界有恶的因素，这也是常识。但打假绝对是一个滞后的行为。没有一种产业的疏导、扶持、竞争力变革，它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改观。

　　当我听到阿里为了打假组建了2000人团队、CEO陆兆禧与邵晓峰还担任双打正副组长、拉那么多专家前去总部做报告、拉那么多媒体去听报告，口干舌燥地解释，这简直是一种讽刺：一个原本是整个社会层面的毒瘤、一个产业升级的最大症结，却让一家互联网企业出面协调，并且还要委婉地回应央视《焦点访谈》们每年的折磨。

　　假货确实是一种历史现象。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但中国互联网业不是假货的原罪，它们自身反而正遭受着假货的困扰。对于阿里来说，尤其是如此。

　　22日，马云与上述双打成员单位代表沟通时说，IPO后，阿里的目标主要有三个，即国际化、农村电商、大数据。其中说到国际化，他强调，阿里的目标是，希望全世界的贸易规则能在电商理念框架下进行合作。

　　想想看，如果中国产业无法真正实现升级，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充满迷障，无数商家从事着无良的假货生意，每年遭受美国、欧盟反复指责，不要说马云的目标实现不了，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还将持续遭受压力。

　　再回到微观层面吧。我觉得，在中国BAT进入全球前10、中概股荣耀加身的时刻，有必要回看一下马云7月29日给员工的一封信。他说，中国互联网公司大了责任就大，外界期望就高，批评指责就多，这是规律，要承认和接受，要做好心理准备面对IPO后社会环境的变化，阿里与家庭、社区、城市、社会、国家是共生关系，面对质疑要充满包容。面对一些反作用力，要反思是“我们关注的不够，沟通的也不够”，“这是风浪，但更是阿里人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是一种福报，一种修炼”。

　　但愿2015年的央视《焦点访谈》、国家工商总局的打假报告，有点新气象。作为媒体人，我们不希望被邀请到某一家企业去听什么打假报告。